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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方向红教授做客“珞珈美学讲坛”第12讲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4-06-18

本网讯(通讯员 刘浩)6月12日晚,德国洪堡基金获得者,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方向红教授做客“珞珈美学讲坛”第十二讲,在武汉大学振华楼B214报告厅讲授了“‘祛美’与‘爱美’——与马里翁和海德格尔一起思考美的现象”。讲座由70net永乐高美学教研室主任贺念副教授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何乏笔(Fabian Heubel)研究员、70net永乐高王咏诗副教授参与对谈。湖北大学70net永乐高庄威副教授、70net永乐高刘沁副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魏琴及院内外40余位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贺念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方向红教授概述了本次讲座的核心思路。方老师指出,通过研读现象学美学,可以看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美学存在在“祛美”(discalie)与“爱美”(philocalie)之间来回摇摆的重大缺陷。现象学家马里翁和海德格尔都做出过克服这一缺陷的尝试,但二者又各自陷入了取消中介和宏阔笼统的困境。将中国哲学中的“易学”思想引入现象学,或可成为摆脱马里翁和海德格尔的困境的一次有益尝试。

(方向红教授主讲)

讲座第一部分,方向红教授梳理并补充了马里翁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美学的总结。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对艺术的理解可以被归结为模仿和象征。柏拉图的理念论是模仿说的典型代表,即艺术作品的实在性源于并低于现实事物的实在性,而后者的实在性又源于并低于理念的实在性。在康德处,虽然现象界仍然以本体界为原本,但因为遵循机械论的现象界与遵循目的论的本体界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形象上的相似性,因此严格而言,现象界是对本体界的象征而非模仿。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最先捕捉到了模仿与象征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意味着“显现”(Scheinen)的确是真实的,但只有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真实,因此仍然需要被概念所超越。

第二部分,方向红教授介绍了马里翁和海德格尔对前述美学传统的批判。马里翁认为,模仿说和象征说共同反映出的是形而上学对“影像”的敌视,模仿说导致的是影像与原型本身之间的无穷中介,而象征说则意味着影像沦为与原型毫无实在关系的纯然符号。因此黑格尔所捕捉到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如下两个方面的来回摆动:一方面是取消影像,将艺术溯源于概念,而美的显现反而从艺术中被祛除,即“祛美”;另一方面是取消原型,视原型为“影像的影像”——我们自己的投射,从而走向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爱美”。海德格尔同样认为,这种摆动并不像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是对真理的逼近,相反,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非理性主义只是简单地对理性主义说不来试图克服理性主义,这实际上只是掩盖了理性主义。

第三部分,方向红教授阐释了马里翁和海德格尔克服西方传统美学困境的方案。马里翁的方案在于用礼物现象学来还原因果链条上的某些环节,让神的作用显现出来,指出美是那些超出了因果的现象。由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从概念、理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可以类比于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的“力学”层面——从此视角出发,马里翁的神学转向可以被类比为从“力学”层面向“动力学”层面的还原。海德格尔的方案初步体现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回溯。这一回溯包含着四个要素:首先,存在是一个现身-遮蔽或上升-降落的双重运动;其次,“逻各斯”的原始含义是一种“采集”,因此存在就是“逻各斯”,即把“纷然杂陈与相互排斥者扣入一种归属一起的境界中”;第三,人与这种“采集”或存在的关系在于作为“技艺”(τέχνη)的“知”,真正的艺术不是人的造作,而是让存在自身得以耀显;第四,必须在斗争的意义上理解美和艺术。海德格尔的这一初步方案最终完善于“天地神人”四重根的构想。

第四部分,方向红教授重新审视了马里翁和海德格尔的方案,认为二者的成就都在于打破了原以为牢不可破的因果链条理念。马里翁的局限在于,其还原是不彻底的,因而仍然在很多方面停留在对象性层面,并且它取消了原型与人之间的中介,导致任何事件都可以被归结为神的给予,将一切都直接归给了神。海德格尔的局限在于过于宏阔笼统,导致物与物之间失去区分、不同艺术作品的美失去区分,仅剩下物之一般或美之一般。方向红教授认为,为克服上述局限,需要更具体地阐明显与隐的动力学机制,而《易》恰恰为这一任务提供了重要资源。在《易》中,“动力学”层面和“力学”层面可以分别对应于“象”与“相”——后者居于理念性层面或分类学层面,前者不同于“表象”、“形象”,而是“大象”,即“阴阳之象”。这一将“易学”思想引入现象学的思路的优势在于:首先,从阴阳到八卦、六十四卦的丰富的动力学机制使得不同物、不同美之间的区分得以可能;其次,人乃是以“赏”(“赏”兼具“欣赏”与“赏赐”的含义)的方式参与了从“象”到“相”的构成——这种方式有别于海德格尔对“恰当时机”的等待,而是唯当人“赏”某物时,时间才出现,因而更强调了人在这种构成活动中的能动性。

互动环节,方向红教授就“中期海德格尔对‘斗争’的强调是否相容于存在美学?”、“如何在存在美学中引入道德自觉?”、“‘象’与‘像’的区别”、“动力学与作为终极目的的神如何相容?”、“‘祛美’与现象学中的‘反美学’思潮的关系”、“‘德’与‘美’的关系”、“马里翁对‘逆意向性’的强调是否与‘赏’的主体性不容?”、“‘象’与‘相’之间的中介是什么?”等话题和与谈人及在场师生展开了深入交流。

讲座结束之际,贺念副教授对方向红教授持续三个半小时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整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