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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冰:人工智能批判绪论——兼论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性问题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4-06-25

摘 要对人工智能的思考中,技术辉格主义与卢德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它们不仅存在大量漏洞,而且都以技术本质论为前提。事实上,技术、资本、权力是密切纽结在一起的。技术界常见的“未来已来”的说法及近年硅谷兴起的有效加速主义运动,本质上是金融资本通过技术神话建构预期,实现欲望生产,带来资本自身增值的手段。技术与资本通过共谋尝试介入司法、国家信用等公共部门,强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人工智能由于对文本的依赖,也成为资产阶级推广自身价值观的工具。但人工智能的意义也不全是负面的,在人的解放与主体性问题上,人工智能客观上可以促使我们反思工作伦理的弊端,并可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奇点的到来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

【关健词】人工智能;技术辉格主义;资本;权力;主体;

作者简介:邢冰,70net永乐高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当代法国哲学

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从2016年Alpha Go与李世乭的所谓“世纪之战”之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就一直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2024年初,Open AI公司发布生成式视频模型Sora,Anthropic也发布了Claude 3,被认为在诸多指标上超越了GPT-4,这些事件为人工智能烈火烹油的热度再添了一把火。综观人文学者对人工智能的讨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人类及其所反映的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问题。这一似显陈旧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无论基于何种立场,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人类的解放与福祉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

因此,从人类解放与福祉的视角,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行哲学审视与批判是必要的。显然,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领域内部,而应全面考察技术与资本、权力的复杂互动。本文尝试提出“技术—资本—权力”三元组的概念,为人工智能批判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路,并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初步展望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性问题。


一、技术本质论迷思:进步神话与退步乡愁

近年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有两种典型倾向: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为人类指明了方向,必将带来一个美好、和谐的未来;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不无担心地指出人工智能的种种风险与隐忧,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加剧人类的异化,甚至导致人类毁灭。当然,这两种思路也不局限于对人工智能的讨论,而是代表了两种对技术的一般态度,我们不妨称之为技术的进步神话与退步乡愁。稍早的关于互联网、大数据、元宇宙、5G、物联网等技术的讨论,也存在着类似倾向。

著名未来学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言论可以说是前一种观点的代表。凯利在《5000天后的世界》中认为,科技的功与过分别占51%与49%,这微弱的差值将在未来带来巨大的进步,因为“使用新科技的价值之一就是增加我们的选择。在选择之间只要有很少的百分比偏向好的一面,就会带来很好的改变”。[1](p179)其中,人工智能是未来科技的代表,“可以催生无限的可能性并引发万事万物的改变”。[1](p139)凯利的观点是科技界一种普遍乐观情绪的反映,这种乐观情绪几乎弥漫在近年互联网产业的所有新技术领域。著名计算机科学家与投资人吴军也认为,人工智能会彻底改变未来:在生产领域,人工智能将带来产业升级,“更好地满足人类的个性化需求,逐渐导致整个社会的升级和变迁”;[2](p361)在社会生活领域,大数据、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将带来社会的智能化,“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人身更安全”。[2](p432)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互联网,尤其是WEB2.0的共享特质将给人际关系与组织方式带来重大变革,使合作更加容易,人们将变得更为友善,“人们能为了爱做出大事情”。[3](p69)马修·鲍尔(Matthew Ball)在《元宇宙改变一切》中雄心勃勃地提出,元宇宙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这些变化的总价值将达到数十万亿美元”。[4](p7)涂子沛则认为,大数据将带来公民社会的发展,“在大数据的时代,数据将成为一种权利、数据开放将成为一种潮流”。[5](p293)

这种技术的进步神话,我们不妨称之为“技术辉格主义”。正如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著名定义,辉格主义的核心特征是:“赞美业已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出现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6](p1)如今乐观主义者的技术进步神话也类似于此,亦相信历史与社会总是进步的,而这主要归功于技术的进步。

但是,这种技术的进步神话与传统辉格主义的不同点在于:第一,前者强调更多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认为技术进步可以给人类许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第二,改变未来的科技,主要指与互联网产业相关的科技,而非其他方面,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科技。凯利认为,未来不再需要水坝、大楼、马路等“物理性的改变”,改变将主要发生在交往、休闲等“精神领域”。[1](p178)第三,相当一部分论者宣称,美好的未来将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甚至已经实现。“未来已来”成为科技界的重要口号,占领了诸多峰会、论坛、报告与书籍的标题。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科技的重要性,这些观点也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关于第一点,以凯利的51%与49%的理论为例,这只不过是通过股份制的隐喻,轻描淡写地忽视技术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一种进步主义宣言,这两个数字显然是极其武断、没有任何根据的。即使我们基于一种庸俗的技术中立论,对于某项特定技术从善与作恶的可能性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与很多论者的期盼相悖,信息技术并未使社会变得更加宽容与开放,近年的互联网在各大巨头的操控之下反而出现封闭化倾向。如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指出的:“平台模式推动了从开放网络向日益封闭的应用程序的转变……资本主义竞争正在推动互联网的分裂。”[7](p124-126)而互联网的封闭化倾向,进一步加剧了桑斯坦所说的“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即人们在互联网小圈子的讨论中,“进一步将群体原本就有的观点极端化”,[8](p68)以致互联网上种种极端思潮蜂起,与开放和宽容的风气渐行渐远。

关于第二点,互联网科技所能影响到的沟通与交流模式,只是人类生活很小的一个领域,“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的改变远远不如前两次。至于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完全是无稽之谈。人类在很多基本生活方面(如健康、交通、住房等)的不便与痛苦,还远远没有被科技的进步所解决。互联网科技只是较少受制于基础物理,发展相对容易的一个领域,与其他领域相比并没有什么突出的重要性。有学者基于统计数据指出:“与20世纪由创新周期(电力、通信、交通)激发的超过6%的年增长不同,数字革命只带来了不到2%的增长,并导致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状况加剧。”[9](p7)更重要的是,技术辉格主义者将人类视作单一的同质群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将人类理解为在硅谷与华尔街工作的互联网与金融行业的精英人士。事实上,相关技术对普通人的有益影响颇为有限,美国的贫民窟与贫病交困、战火纷飞的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之类的技术所能解决的。

至于第三点,所谓的“未来已来”,涉及技术与资本的复杂互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在下一节进一步展开。

与技术辉格主义相反,也有人表现出对人工智能等科技的担忧。这些担忧有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人类。比如霍金(Stephen Hawking)在2014年就曾警告,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人类的终结”。[10]马斯克(Elon Musk)也一度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11]此外,还有一种奇特的观点,如雨果·德·加里斯(Hugo de Garis)的“宇宙主义”,认为人工智能将会取代甚至灭绝人类,但这是一件好事。[12]更多的担心是社会层面的,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会取代许多行业的工作者,带来大规模失业。

在哲学上,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一个较为著名的批判来自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韩炳哲在《非物》中指出:“人工智能不能进行思维。”[13](p65)因为人的思维可以让事件发生,创造新世界,通达全然不同的东西。但人工智能只能从已有的材料出发,“它计算出来的未来不是本真意义上的未来”。[13](p73)更一般地,韩炳哲认为当今的一系列数字化技术导致我们处于一个“非物”的世界,信息取代了物的稳定秩序,缺失了灵韵,使人变得片面,并导致后真相等弊端。

韩炳哲的批判大体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以及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但却并未达到其前辈学者的批判深度,而沦为一种卢德主义。韩炳哲基于物与非物的二分,主张回到物的秩序克服非物带来的种种问题。对于他来说,物的世界是一个安定的秩序,“物是大地秩序的密码”。[13](p9)但问题是,这种对物的理解,不过是将海德格尔庸俗化的一种封建主义乡愁。这种对于中世纪旧时光的田园牧歌式想象,其实更接近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14](p54)巴迪欧(Alain Badiou)也对这种流俗版海德格尔的技术统治论提出了批评,指出当今的技术实际上仍然非常贫乏,处于极为初级的阶段:“那么多有用的工具居然不存在,或者说,它们仅仅只存在于十分严重的不便的形式上!”[15](p31)因此,谈论所谓技术的统治还为时尚早。

另一方面,韩炳哲笔下的物涉及劳动和占有,物的道德“以劳动和财产为基础”,[13](p24)非物则涉及游戏与享用。但是,通过劳动对物的占有,正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原则的核心。因此,韩炳哲最大的问题是从非物退回到物,恰好不偏不倚地落入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韩炳哲对于往昔的浪漫想象其实没有那么美好,只是把人重新束缚在异化劳动之中。韩炳哲并没有回应这些潜在风险,他理想中的物的世界,不过是混杂了封建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卢德主义幻想。韩炳哲的思考方式,也代表了现代性批判的一个常见思路,即基于一种历史退步论,主张恢复前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克服现代性的问题。但这种做法,只是徒劳地重新引入早已被现代性克服的前现代的困境。

技术辉格主义与卢德主义看似相隔天渊,其实分享了类似的前提,即一种技术本质论的迷思或者说技术拜物教。二者都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认为技术可以决定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方向,只是对这一趋势的态度有所区别。这种观点很明显过于简单,忽视了技术与资本、权力的复杂互动关系。至于将这种技术本质论归之于马克思的看法,则只不过是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对马克思思想的所有误解中,最离奇的一种”。[16](p183)如果要考察技术和人类福祉与解放的关系,首先需要破除这种技术本质论的迷思,深入资本与权力的维度进行考察与批判。


二、技术—资本—权力:人工智能批判的一个可能路径

当今技术话语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模糊当下与未来的界限,即上一节所说的“未来已来”。对于一种技术批判来说,正是这一未来学话语及其限度,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技术和资本与权力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切口。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技术界所谓“未来已来”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以前些年大热的元宇宙为例,作为被元宇宙鼓吹者津津乐道的“元宇宙游戏第一股”的Roblox不过是可用数字加密货币交易的一个用户创造的游戏与虚拟电子产品等内容的分发平台,其画面效果极为粗陋,与被同一批元宇宙鼓吹者视为“未来”的《头号玩家》中的“绿洲”世界几乎毫无关联。至于人工智能,技术界的普遍期望是用之“替代一些重复性、高强度和危险性的人类劳动”。[17]且不说人工智能对艰辛的蓝领工作的替代实属遥遥无期,即使对于白领的文字工作而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在准确性上也相当成问题,总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18](p33)这种现象被称为AI幻觉(AI Hallucinations)。在不经人工校对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无法达到办公的基本要求。这种现象说明,技术的发展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会受到诸多现实条件限制。首先是技术自身发展的限制。如果《头号玩家》中的技术得以大规模使用,需要触觉反馈服、高速宽带等技术大幅进步并降到较低成本,有业界人士认为,即使没有受到意外因素干扰,也大致需要到2050年方能实现。[19]至于大语言模型的AI幻觉,业界普遍认为目前还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20]其次是技术应用范围的限制。上一节已经提到,互联网相关科技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诸多可能解决我们生活不便的科技,如巴迪欧所提到的可控核聚变、为所有人服务的飞行机器、三维影像等都还没有实现。[15](p31)

这种技术话语的吊诡现象,不应仅仅从技术本身,还应从技术与资本的关联性上理解。马克思早已指出:“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21](p99)现实与话语之间的差距,或者说已来的有限性和未来的无限性之间的差距,恰恰反映了技术与资本的共谋。资本的特点是以自身增值为目标。在金融资本时代,资本增值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主要通过复杂的货币流转、投机乃至马克思所说的“贸易上的欺诈”[22](p461)过程获益。在这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商品化,并进行分割售卖。而且,如果按照当代法国哲学家的看法,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德勒兹(Gilles Deleuze)式的“欲望生产”,而欲望的逻辑在于,它不同于可满足的自身需要,而总是一种他者的欲望,因而不知餍足地无限增长。因此,在基于预期的投资中,投资者并不需要相信所投资的东西未来可以产生价值,只需要相信他人相信这样东西可以获益,或者相信他人相信“他人相信这样东西可以获益”,就足以在资本的世界中获得收益。虚拟资本架构在这种无限延宕的能指之链上,它并不需要一个真实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作为支撑,而只需要一个技术神话。制造对未来的美好预期,正是引导投资的重要手段。

在近些年的科技热词中,元宇宙是这一现象最典型的例证。其余的科技或多或少有实体性产品支撑,元宇宙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能指。类似《头号玩家》中元宇宙的所谓未来形态,其实用更好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概念完全可以覆盖。巧合的是,目前最好的VR游戏《半衰期:爱莉克斯》(Half-Life:Alyx)的制作人加布·纽维尔(Gabe Newell)对元宇宙持有强烈批评态度。[23]而且,元宇宙鼓吹者们举出的标杆游戏Roblox、Decentraland不仅画面粗劣,也不需使用VR设备,相反却增加了区块链数字加密货币交易的维度。但区块链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而且即使是区块链的鼓吹者,对于数字加密货币“内在价值”的辩护,也只能找到黑市毒品枪支交易、勒索邮件赎金等少数犯罪领域的应用场景。[24](p254-256)元宇宙作为一个定义不清、只是拿旧有要素缝合出的奇美拉,能够获得业界、投资界与学术界的青睐,成为“数字版的天价郁金香”,[25]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未来学的话语。正如夏莹指出的,技术在这里的意义,在于“以科幻理念的方式为金融资本的获利加大权重”。[26](p148)因此,技术的未来只是资本的未来,如果说它“已来”,也只是在未来可以被预期、投资和分割购买的意义上。

人工智能的情形相对好一些,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确有着可能引发某些领域重大变革的产品支撑,但资本与技术的共谋在这一领域仍然成立。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2023年底Open AI公司高层的人事震荡。这次事件被解读为CEO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主张的“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和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llya Sutskever)主张的“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1之间的斗争,并以前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近年在硅谷精英中兴起的有效加速主义运动正是前文提到的技术辉格主义的一种,主张以技术发展为最终目标,并因此拒绝一切伦理和风险审查。但是,有效加速主义运动并非如其表面宣称的是极客甚或疯狂科学家对技术本身的追求,而是与资本深度绑定在一起的。以Open AI公司为例,它从非营利组织逐渐商业化,奥尔特曼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推手。有效加速主义运动之所以流行于硅谷而非其他科技领域(如基础物理领域),正是因为硅谷是科技界与资本绑定最深的地方。从理论上说,一般认为,有效加速主义运动受到右翼加速主义者尼克·兰德(Nick Land)的影响并将之庸俗化,而后者“鼓吹一种以技术为动力的反国家和非人的资本主义”,[27](p504)这使得有效加速主义运动成为一种混杂了技术辉格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存在内在矛盾的东西,这正应了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中的判断:“只要让他们获得新发现、赢得巨大利润,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银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么事情。”[28](p25)

而且,技术与金融资本的合谋,也并不意味着技术放弃了资本主义旧有的方式,如垄断和剥削。斯尔尼塞克注意到,几大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人工智能,未来一个可能的趋势是,“人工智能将成为少数几家公司所拥有的东西,并将作为一种收费服务出租给其他所有人。世界上所有其他公司都需要这项服务,因为人工智能对其在未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至关重要”。[29](p26)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成为促成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要素。在劳动层面,美国相当一部分科技公司基层员工的劳动环境并不乐观,时常面临加班、绩效考核、霸凌等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Facebook华人员工自杀事件。[30]另外,一个新的现象是,数字化平台将众多烦冗任务以极低的价格分配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以训练人工智能。《时代》周刊曾报道,Open AI公司以不到2美元的时薪,雇佣肯尼亚工人标记可能会对身心产生创伤的文本与图片。[31]菲尔·琼斯(Phil Jones)指出,这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奥秘:“机器学习的神奇全在于标注数据的繁重劳动。”[32](p2)

因此,技术绝不是中立的。当下的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与资本深度绑定在一起。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强化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及其对无产阶级的统治。琼斯指出,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秩序的变化,“让资本获得权力,却让工人丧失力量”。[32](p3)赵汀阳也指出,元宇宙等技术可能带来“资本和技术的专制秩序”。[33](p63)在此,出现了技术与资本之外的第三个维度:权力。

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知识理论是我们讨论权力问题时的重要理论参照。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4](p29)今天的互联网技术建构了一个知识领域,但这些知识的可靠性其实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因为很多知识显然是不可靠的)。问题的关键有二:第一,这种知识如何带来利润?即上文所述技术与资本的关系。第二,这种知识如何改变权力格局?即技术与权力的关系。

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分析了精神病学的知识如何通过入侵司法、家庭生活等领域建构其合法性与权力。互联网技术也具有类似的情形。互联网技术与权力的关系有诸多层次。首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技术精英阶层,这就导致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的左翼政党选民结构的变化。皮凯蒂指出,当今欧美的左翼政党不再代表底层工人,其选民主体成为基于制度性的教育不平等所造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人士,形成了“婆罗门左派”(Bramin Left)。[35](p807)硅谷与民主党的蜜月正是这一点的体现。其次,互联网公司高层不仅通过旋转门的方式获取政治权力,而且由于互联网产品往往涉及文化与意识形态,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超越传统石油与钢铁大亨的文化权力。这引得卡内基的传记作者感叹:“卡内基永远无法想象扎克伯格拥有的那种力量,这些首席执行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2。”[9](p6)最后,技术巨头尝试直接接管政府,如2019年Facebook发布数字加密货币天秤币(Libra),尝试染指本应由国家承担的铸币权等职能,虽然该项目最终被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叫停,但这一事件反映的趋向是令人深思的。

除了上述一般特征,人工智能与权力的关系还有其特殊性:由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海量文本为依托,因而在文本训练环节就可能涉及政治态度与价值观的植入。吴冠军指出,大语言模型的“价值对齐”工程反映的只是资本主义的价值,“美国政府(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全力确保人工智能具有美国的价值观”。[18](p37)此外,人工智能也已渗透到美国的司法领域,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背后的技术公司又如何保证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在一些特定案件中(如涉及劳动者与资方的纠纷等),或许很难指望人工智能总是作出公正的判决。

事实上,技术、资本与权力总是纽结在一起。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指出,古典自由主义要求政府为市场留下空间,而到了晚近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市场凌驾于政府之上,要求“以市场规律的名义来评定和评估每一个政府行为”。[36](p220)在互联网时代,资本延续了对政治权力的优势地位,而技术辉格主义进一步为此提供了理由和支撑。只要宣称技术进步是人类的根本目标,那么技术进步的承担者获取相应的政治权力便顺理成章了。

另一方面,在“技术—资本—权力”的三元组中,权力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所派生的上层建筑,或者是可以被资本逻辑所通约的东西。有一些现象是这种简单的地形学隐喻无法解释的。比如左翼学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到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存在的毫无意义、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文书、手续办理、会议之类的白领工作,这种工作甚至不会给资本家带来利润,因而无法用效用最大化原则解释,更好的解释其实是资产阶级借此实施对无产阶级的权力统治。而且,权力也许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维度,可以想象缺乏资本的权力(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但无法想象缺乏权力的资本。权力是资本增值的保障,也是资本追求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常见的通过权力的监管限制技术与资本恶性发展的主张,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权力内嵌于技术与资本,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监管,即使不是“技术—资本—权力”的三位一体监管自身,也不过是不同来源的“技术—资本—权力”相互制衡而已。如果仅凭部分从业人员的“奥本海默时刻”3对技术的自我反思,在有效加速主义运动的总体氛围下,恐怕收效甚微。面对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利维坦,实现人的解放还需要进行全面与深入地思考。


三、人工智能时代主体性的挑战与可能未来

面对作为“技术—资本—权力”三位一体的人工智能,如果要超越技术辉格主义与卢德主义,可能还需要回到似显陈旧的人的主体性与解放的主题。如果我们承认事实和价值的二分,那么要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理想,首先需要思考一个事实层面的问题,即人工智能给普罗大众(而非一小撮技术与资本精英)的生活可能带来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对人的解放问题有一种全新的思考,也可能会为人的解放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条件(但显然不是充分条件),但真正实现人的解放,还有艰辛而漫长的路要走。这一观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左翼加速主义的主张,而纯粹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殊性。

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对社会的主要影响,是对部分行业工作的替代。悲观论者认为这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而乐观论者认为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中枯燥重复的部分,恰恰给人更多空间去做创造性的工作。这两种说法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即目前的人工智能所能胜任的主要是重复性的文字与图像类的白领工作。二者的逻辑是类似的,这里仅讨论文字类工作。大语言模型的神经网络学习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海量的现有文本素材,提取并重新组合生成符合用户要求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看,人工智能其实与蒸汽机类似,它们都可以加速一些工作的进程。而且,因为人工智能对语料库的掌握远胜于人类,在相关工作中可能轻而易举地超越中等及以下的从业者。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借助人工智能所做的不过是寻章摘句的工作,相较于读书人的搜肠刮肚,人工智能只不过是扩充了拼合所需章句的来源。设想一个可能的场景:某媒体工作者输入50字的提示词,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了一篇符合某种风格或套路的1000字的新闻稿。显然,这1000字的新闻稿,与原有的50字提示词相比,实际上并没有增添什么新信息,人工智能不可能亲赴现场采访获得更多细节。甚至可能出现更糟糕的情况:由于AI幻觉的存在,人工智能反而可能加入一些虚假信息。如果我们认为新闻工作的意义在于传递信息,那么用人工智能写新闻稿不仅无益,而且可能是有害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既然人工智能的工作是寻章摘句,那么相关行业的白领工作本身,是否也是重复性的寻章摘句?进一步地,这种重复性的寻章摘句劳动,真的是有必要的吗?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新闻从业人员将核心信息敷衍成篇的过程,与人工智能的寻章摘句可能别无二致。在这一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可能同样并不具有太大价值。这种情形广泛存在于所谓的“创意文化产业”领域,但其“创意”的密度可能是令人生疑的。哲学领域的一个例子是1996年的“后现代生成器”,它的基本运行逻辑与当下的大语言模型非常类似。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生成器生成的论文有什么价值,反倒说明了某些现存的后现代论文毫无意义。更糟糕的情况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书、汇报、动员、营销、评比、填表等工作当中,显然这些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能被取代,恰恰说明了这些工作本身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这些工作正是上文提到的,格雷伯所说的“狗屁工作”。即使这些工作消失,世界也不会受到任何不良影响。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在当今美国又极其泛滥,“美国办公者全部的工作时间,超过一半耗费在了狗屁工作上……这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糕”。[37](p30)如果考虑到为相关从业人员服务的工作,以及总体上有意义的工作中无意义的部分,问题只会更加严重。格雷伯认为,这些工作的危害在于一种精神暴力,即工作中的“虚伪和无目标感”。[37](p88)从主体性的角度而言,这些工作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不再有任何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同时也对社会没有任何实际贡献。

这进一步促使我们反思人的主体性的真正来源。一种常见的观点将人的本质与尊严的基础理解为劳动。但正是这种劳动本质论,促成了当今发达国家狗屁工作的泛滥。事实上,劳动本质论的哲学预设及其在规范层面衍生出的工作伦理,即人必须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与道德自洽的观点,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形成,为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及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了理论支持的权力/知识工具。无论资产阶级将劳动说得如何高尚,现实中的劳动总归是异化劳动,它们不过是对无产阶级的奴役。正如鲍曼指出的:“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38](p7)

到了资本主义晚近的发展阶段,4工作伦理在经济上已经未必是好的选择,因为“狗屁工作”的泛滥对资本家而言也是徒增成本。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加之生产过剩的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需要所有人进行长时间劳动。但现实是,劳动者的劳动时长非但没有缩短,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工作伦理在当下的意义更多是阶级统治层面的。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束缚于异化劳动之中,本身就构成了对后者的一种有效统治方式。资产阶级宁可炮制大量的“狗屁工作”也不愿减少劳动者劳动时间的考虑在于,无产阶级的自由与闲暇,对资产阶级统治者而言意味着不稳定与风险。鲍曼进一步指出,在消费社会取代生产社会之后,晚近的工作伦理的意义在于,合法地将拒绝工作的人视为社会之敌,并排除对他们的同情与救济的道德责任。“是否遵守工作伦理的号召,现在成了检验是否有资格获得道德同情的标准。”[38](p115)

劳动本质论的哲学观点最终诞下了“狗屁工作”这样的畸胎,而收入颇丰的“狗屁工作”从业者在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意味着,人的尊严、本质与主体性根本不在于劳动,不在于通过劳动获得足以糊口的收入,而在其他方面。从共产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的主体性在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使人们对价值的定义千差万别,但人们总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多元的创造性活动,又将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对于这样的未来,人工智能可能扮演的角色是颇值得玩味的。

在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中,技术奇点是一个热门概念。比如库兹韦尔(Ray Kurzwell)在著名的《奇点临近》中提出,2045年左右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进而使世界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39]但是,仅仅基于技术的发展,如果格雷伯所说的情况继续下去,哪怕技术奇点真的来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库兹韦尔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者忽视了独立于技术的资本和权力的维度。技术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相反还可能使工作时间延长。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21](p104)在延长劳动时间的机制中,工作伦理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作伦理对人们的规训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并带来了社会的全面加速。乔纳森·格尔舒尼(Jonathan Gershuny)指出,与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有闲阶级论》中讨论的情形相反,到了20世纪,忙碌而非闲暇成为“荣誉的勋章”。[40](p287-314)罗萨(Hartmut Rosa)在《新异化的诞生》中也注意到类似现象。他指出,人们在1990年可能需要每个工作日花2小时处理10封邮件,在电子邮件推广之后,人们处理邮件的时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因为需要处理的邮件总量大幅增加。[41](p26-27)显然,从格雷伯的视角来看,这些增加的邮件中大部分都是毫无必要的。如果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即使借助人工智能的辅助,减少了人们从事某些工作的时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狗屁工作”),但基于工作伦理的要求,人们仍然只有完成更多的工作才有资格被视为实现了自身的本质与尊严。其后果是,一方面生产性的工作增加带来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人类更多的时间则将被投入到无限增加的“狗屁工作”之中。因此,仅仅依靠人工智能的发展,哪怕“技术奇点”的观点成立,也不会必然地导向人的解放与主体性的弘扬。

在这个意义上说,比技术奇点更重要的是潜在的社会奇点。社会奇点未必需要一步到位实现共产主义,但却可以是超越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关键节点。正如普殊同(Moishe Postone)所说:“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特质,正在于其基本社会关系是为劳动所建构的,这使它最终与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42](p7)因此,社会奇点的关键,正在于对作为资本主义秩序核心的劳动本质论与工作伦理的废除。至少,减少工作时长,给人更多的闲暇与自由创造的时间,应当成为社会的共识与发展趋势。这种社会奇点的到来,具体来说,至少需要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足以将整个社会的平均劳动时长压缩到较低程度。这是社会奇点的物质基础。第二,无意义工作的比例,应当降低到一定程度。在实际生产中,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不可能压到理论上的最小值,因此无意义的工作总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至少可以遏制其大量增加的趋势,否则基于生产力解放所节省的劳动时间将迅速被无意义的工作填满。第三,劳动时长与劳动报酬,应当以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被分配。否则,即使达成了前两个条件,也有可能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过度劳动与失业的交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43](p733)这种情形最终只是增加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对广大民众的解放无益。

人工智能的作用主要在第一个层面,即为社会奇点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有较大促进作用,劳动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社会的平均劳动时间。根据《卫报》2023年底的一篇报道,多项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使70%以上的英美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10%以上,并有望使约1/3的工人实现4天工作制。[44]这只是一个短期预测,而在相对较远的未来,人工智能有希望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压缩到更低限度,从而为创造更多闲暇提供可能。但是,社会奇点的到来仅仅有物质基础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革新,也就是后两个条件。在这两个方面,人工智能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在第二点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以及数据的透明传输与共享,生产活动中的管理与交易所消耗的成本与时间可以被降低。至于最后一点对工作与报酬的公平分配,人工智能的作用可能是非常微妙的。埃利亚斯·莫泽(Elias Moser)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生产力向资本集中、劳动者因工作易被取代而被迫接受更差的工作、工人之间竞争加剧等问题,而引发更大的社会不平等。[45](p1-15)另一方面,关于人工智能在促进公平中的积极作用,当前学界一个有意义的讨论方向是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或“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缩写均为UBI,指定期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全体国民的一笔收入,而无需经济审核与工作意愿审核)。虽然发放UBI仍然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良方案,但奈格里(Antonio Negri)指出:“体面的、无条件的公民收入不仅是一个目标,而且首先是重组共产主义力量的武器。”[46]诚然,正如“基本收入之父”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所说,人工智能与全民基本收入没有必然联系。[47]但是,人工智能对大量工作的潜在替代,激活了人们讨论UBI的兴趣。比如约翰·达纳赫(John Danaher)就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与UBI的推广,可以建立使人退出异化劳动体系的机制,从而使人过上美好而自主的生活。[48](p113-130)

因此,虽然我们不可能指望人工智能自动地带来人的解放,但客观来说,人工智能可以为社会奇点与人的主体性的解放提供物质基础,但这样的未来实现起来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一个原因是技术发展的限制,很多学者将人工智能与自动化不加区分地进行讨论,但二者的发展速度并不相同。当前,大语言模型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个令人称奇的新应用,但像自动驾驶这种既借助了人工智能,也需要和物理世界进行交互,并对可靠性有更高要求的领域,技术发展就没有那么快。从2020年起,马斯克曾不止一次放出豪言,声称在当年内实现L5级自动驾驶(即完全自动驾驶),但特斯拉在2024年3月推出的FSDv12.3自动驾驶系统,虽然基于神经网络学习使驾驶表现有了大幅提升,但也只是堪堪达到L3的水平,仍然需要驾驶员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控制权。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文字、图像类的白领工作有较强的替代效用,但蓝领工作涉及与现实世界的物理交互,而物理世界比符码世界复杂得多,对艰辛的体力劳动的取代也需要更加漫长的过程。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层面,因为工作伦理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机制,不可能被资产阶级轻易放弃。工作伦理作为一种观念与知识形态,仍然是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共识,思想上的转变也尚需时日。人工智能有助于引发人们对工作伦理的反思,即人的主体性的来源,到底是有朝一日终将被机器替代,或者成为机器附庸的异化劳动,还是在此之外的闲暇与创造?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人类将会继续维持工作伦理而沉沦于无尽的异化劳动,还是走向主体的解放,这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促成整个社会向解放的方向转变。只有经过这样的转变,人类才有可能展开自由创造与全面发展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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